余欣丨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占灯术源流考：
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余欣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在正确释读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 Ch 1634《杂占要抄》的基础上，对其中“占灯吉凶法”的文本构成和原理技术作了复原和考证，解明了久为历史遮蔽的唐代占灯术，根据转动灯轮上所要占卜事项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团成员。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 占灯术；吐鲁番出土文献；易杂占；方术世界史
[作者简介] 余欣，男，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主要从事敦煌学、博物学、写本文化与中古宗教社会史研究。
占灯术为中国古代数术体系中杂占的一种类型，系根据灯的明灭隐现、吐焰喷光、开花结子的情状，以占验年岁丰歉、天时晴雨、命运寿夭、人事吉凶。占灯之法，推其源流，或滥觞于汉代，至唐宋以降以灯花占远行之客成为诗文所表现的一大意象，名篇佳句，蔚为大观，而其术本身则湮没于历史风土中，不明所以。所幸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为我们一窥占灯术的玄奥，提供了触发思考的新基点，得以上下探赜，寻溯其在中国传统知识中的脉络与纹理，并重绘方术世界史的新图景。[1]
一、Ch 1634文书校录及定名
图 1：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
Ch 1634原编号T III 1117，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发掘所得，今藏德国国家图书馆，为一长13.4cm，高 9.3cm的残纸，局部损坏并有孔洞，存字15行，书法古怪奇特。西胁常记所编《柏林藏吐鲁番汉文文献目录》著录为《占书》，认为这段文字可能是关于借助灯进行占卜的方法。[2]2005年春，笔者曾遍检德藏吐鲁番收集品，并特别留意其中方术文献，撰有《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经眼录》，[3]并对一件与占风术有关的残片做了详细的考证。[4]本件也曾写成札记，因有疑滞不能通释，一直置于箧中。近读新刊《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发现本件录文语义晦涩，殊不可解。[5]就其形制及内容，反复玩味，方蓦然醒悟：《散录》释读方向完全反了，且受此思维定势误导，许多文字本身未能正确录出，标点断句全然错误，以致通篇不可卒读。实则本件虽为竖行书写的汉文，却应一反常例，自左向右读，如是则文从字顺，豁然开朗。今重新校录如下：
（前缺）
1. 应绝，身得康强，恶鬼退
2. 散，口舌消亡，兴生得利，万倍
3. 胜常，多绕（饶）珍宝，粟麦
4. 盈仓，远行大吉。宜见公王，
5. 横财
6. 男九、十八、廿七、卅六、卌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九十、九十九。
7. 女七、十六、廿五、卅四、卌三、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七十九、八十八、九十七。
8. 年在
9. 来，四
10. 气力丰盈，求财万倍，百物
11. 满厅，争讼得胜，宜[见]公王，
12. 不见
13. 凡人□□
14. 灯无声 二长明 三粗大
15. 四不动 五真土 六灯火不
（后缺）
文书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12行标题“占灯吉凶法”之前为禄命书，之后则为占灯术。禄命书所列推男行年吉凶岁数序列与P. 3838《推九曜行年法》“太阴所至”相同：
歌曰：太阴所到皆为吉，求事多应得称情。合遇贵人相接引，喜庆通达主安宁。
九岁、十八、廿七、卅六、卌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九十、九十九。[6]
禄命书所列推女行年吉凶岁数序列则与P. 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计都星所至”相合：
行年蚀神尾计都星，至此宿者，七岁、十六、廿五、卅四、卌三、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七十九、八十八、九十七。一名太阴。一名豹尾，亦是隐星。若临人命，注疾病、官府相缠，此年大凶，宜深处画形供养。
文中“一名太陰”，关长龙校改为“大隐”，校记云：“‘太阴’亦为九星之一，此不应重出，陈书据《梵天火罗九曜》校改作“大隐”，姑从之。”[7]按，太阴有二义，一为中国传统太岁数术神煞体系的太阴[8]，一为魏晋之际从西域传入的九曜星命术的太阴，此处太阴临照人命宫行年，当为后者无疑[9]。其数列与禄命书推女行年所至者相合，恰恰表明行年至计都星的岁数序列与至太阴相同，只是吉凶迥然不同。由于未区别男女，抄手附记于计都星条下，存为别说。疑原为小字注“一云太阴”，因抄手不明所以，误入正文，且因与其后计都之别名豹尾相连，误作“一名太阴”。故Ch 1634的禄命书部分可参照星命书篇名常式及“占灯吉凶法”标题之例，拟为“推男女九曜行年灾厄法”。整件文书性质当为抄撮各种类型的杂占法的汇编，或可拟题为《杂占要抄》。
二、灯轮与占灯法的易杂占性格
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除去标题，仅残存三行，具体内容、占法难以复原。管中窥豹，可推知其基本轮廓。首句可补足为“凡人欲占灯，逐次转”，其法当以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看所占之灯的状态：无声、长明、粗大、不动、灯火不散等，对应于不同的数字，继而将数字依照《尚书洪范》所记五行次第换算成五行，再根据五行所对应灯焰五色占辞占卜吉凶。其中“五真土”非燃灯状态，而是直指佛教概念。真土乃真佛土之略，谓佛真身所住之法性土。在五行上，数字五所对应者为中央土，于是将此处巧妙地置换成佛教的真土，可谓绝佳的语境植入式创造。
吐鲁番的占灯法及灯轮的形制应受佛教燃灯仪式和岁时礼俗的影响。据《药师如来本愿经》经文，燃灯供养药师佛可消灾祈福，燃灯数目依不同仪式而定，“若有患人欲脱重病”须于像前燃“灯量大如车轮”的七层灯轮，每层七灯，共四十九灯。[10]学者认为药师经变的文本依据即隋达摩笈多于615年译出的《药师如来本愿经》，早在隋代燃灯画面已成为药师经变基本的构图元素。[11]莫高窟第433窟隋代药师经变中出现两个九层灯轮，其结构为以中心立柱为轴心层层安装车毂状的轮盘，轮径逐层缩进，整个灯轮呈圆锥尖顶状，犹如佛塔的相轮和塔刹。[12]十世纪敦煌佛教仪式愿文范本S.5638《燃灯文》：“其灯乃架迥从七繒（层）之刹，兰炷□□□□炳而花鲜”，[13]正是这一结构的形象描述。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药师经变所见灯轮则有所不同，是在覆莲座上安立柱一，上安五层轮盘，轮盘大小相仿佛，惟顶层和第二层略异，每层轮盘的辐条上遍植三重环绕灯托，一菩萨在地上点燃灯盏，另一菩萨则转动灯轮，将灯逐次安置于灯托上。
灯轮不仅用于礼拜供养药师佛，也用于腊八燃灯和上元燃灯。敦煌研究院藏DY.322《辛亥年（951）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然（燃）灯分配窟龛名数》[14]，记录了每窟燃灯数根据该窟的大小和等级决定，从一盏、两盏到七盏不等。巫鸿认为此处的数量词“盏”字所指的不一定是单独的灯盘，而更可能是层层累加的灯轮或灯楼。[15]上元燃灯则毫无疑问是用灯轮。P.3405《正月十五日窟上供养》可见其盛况：“三元之首，必燃灯以求恩；正旦三长，盖缘幡之佳节。宕泉千窟，是罗汉之指踪；危岭三峰，实圣人之遗迹。所以敦煌归敬，道俗倾心，年驰妙供于仙岩，大设馨香于万室，振虹（洪）钟于荀芦，声彻三天。灯广车轮，照谷中之万树；佛声接晓，梵响以（与）箫管同音。”[16]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文中也明确点出了这种灯轮的西域文化色彩，代表了时人对灯轮性格有着清晰的认知。如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17]，将灯轮作为西域特征物事与中土文化代表的楼阁式台阙建筑对举。崔液《上元夜六首》其二：“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18]则昭示了灯轮的佛教仪式渊源。
最为宏大辉煌的灯轮，是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元宵节在长安安福门安置的灯轮。《朝野佥载》卷三描述了这一盛景：“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19]用于占灯的灯轮自然无需如此硕大，其形制当较之敦煌药师经变所绘更为简约，或有可能即以窟上燃灯供养所用代之。
吐鲁番文书“占灯吉凶法”所残缺的主体部分应该是灯的其他数字、状态以及灯焰颜色和结花形状的吉凶占辞。P.3497《窟上岁首燃灯文》：“情归十号，虔敬三尊，每岁初阳，灯轮不绝。于是灯花焰散，若空里之分星；习炬流晖，似高天之布月。”虽然是上元窟上燃灯的仪式性发愿文，与占灯没有直接关涉，但“灯轮不绝”、“灯花焰散”云云，从侧面印证了唐代占灯法中灯轮的使用并包含以灯焰、灯花占吉凶的内容。敦煌《字宝》中有“燈𤆇”一词, “𤆇”盖即灯花之“花”的后起形声俗字。[20]民间字书收录的习要用字中包括此词，并作俗字写法，可见占灯花必行用于时。中唐以后，以灯花为喜事之兆或卜远人归来，已经成为诗文表现的一大主题，甚至有专擅创作此类题材作品而著声名于时者，如李朋“善属文句，有石燕、灯花之什，为时匠之所称咏。”[21]
占灯法以灯的状态获得一个或一组数字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数占的运用。数占的理论基础出自周易，是受周易卜法影响或模仿筮占和易卦的以数字演卦订吉凶的占法。[22]敦煌占卜文献中的“周公卜法”、“五兆卜法”、“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管公明卜法”等皆属此类。[23]魏晋以降数占逐渐混入杂占的因子，演变成笔者称之为“易杂占”的东西。现存最早的公元五世纪阚氏高昌国时期的《易杂占》，尽管也使用《周易》的卦名，援引《周易》经传的文字，渗透着京房易占的思想，但其占法本质上应该属于杂占系，实与易学本身无多大关系。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一种依托于易学理论的通俗化简易实用杂占书。[24]《易杂占》的发现，表明吐鲁番是传习周易杂占法的中心节点。占灯法作为数占和杂占的“化合物”为此论断添一新证。
占卜的一项重要应用是占远方行人安危，能否平善归来，归期在何时。[25]刘克庄（1187-1269）《征妇词十首其三》：“远书徒搅思，归信屡愆期。瓦卦偏无准，灯花未必知。”[26]瓦卦当为一种以瓦片模拟周易占筮的杂占，与占灯法并用，显示了杂占在占卜实践中的组合性运用。
从占卜的技术原理来理解，这种以旋转灯轮获得吉凶占验数字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现代轮盘赌。逆时针转动轮盘和转动灯轮，在运动方式上如出一辙。在盘面上以顺时针方向旋动的球相当于灯轮中根据本命五行所属确定位置的那盏灯，球最后落入轮盘上标着赌赢的号码、颜色的两个金属间隔之间，犹如占灯法依照灯的状态获得的数字以及灯焰颜色或结花形状得出吉凶。“卜赌同源”在此又一次获得了完美的诠释。[27]
唐代占灯法除了占卜以外，是否还有相应的祈赛仪式，无从确知，然《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徵应一》“陆贾”云：“故曰目瞤则呪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餧之，蜘蛛集则放之。”[28]似有与辟除目瞤、鹊噪同类性质的祝祷、厌禳、祈福仪式的存在。鱼玄机《迎李近仁员外》：“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29]可为旁证。
要之，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乃唐代占灯法之遗珠，虽寥寥数语，却表明占灯法绝非只是占灯花而已，提供了与传世文献所载宋代以降之占灯法在技术构造上迥然不同的面貌，吉光片羽，殊可宝贵。唐代占灯法的灵验性源自在仪式和法器上借用了佛教灯轮和药师佛信仰的神性力量，在理论和技术上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诸法，呈现出一种神佛数术习合的有机交叠结构。
图 2：莫高窟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中的灯轮（初唐）
三、占灯法的学术流变
占灯之法尠为学界所重，迄无专论。阴法鲁较早关注且将其列为读古代文史著作必备的文化史常识举例：“点灯时，灯芯燃烧，余烬常结为花形，称‘灯花’。古人认为灯花的出现，是和主人的运气有关的事情。《汉书·艺文志》有《占灯花术》一书，已失传。庾信《对烛赋》：‘复讶灯花今得钱。’反映了古代‘灯火花得钱财’的一种迷信传说。”[30]阴法鲁称《汉书·艺文志》有《占灯花术》，其实《汉志》并未著录，而此书名亦不类古占书，此说盖沿《本草纲目》之误，且未检原书。钱仲联注沈曾植《记兆》诗“阴符密记灯花爆，或有他生续忏摩。”即引《本草纲目》以为书证。[31]考《本草纲目》卷六《火部》“灯花”：“时珍曰：昔陆贾言灯花爆而百事喜，《汉书·艺文志》有《占灯花术》，则灯花固灵物也。钱乙用治夜啼，其亦取此义乎？”[32]《本草纲目》所引陆贾言，出自唐宋笔记小说，之所以误记《汉书·艺文志》著录《占灯花术》，大概是因为占灯术与占目瞤、嚏、耳鸣等体兆之书同属杂占一系，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目中有《嚏耳鸣杂占》，乃误系于此。此误非仅见于《本草纲目》，明清著述陈陈相因颇为习见，或袭自当时流传甚广之实用类书。由《通俗编》可见其致误之“证据链”：“杂占：《汉书·艺文志》有《嚏耳鸣杂占》及《占灯花术》。《隋书·经籍志》有《占梦书》《占嚏书》《目瞤体瞤书》。《太平广记》引陆贾曰：‘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之，大亦宜然。’”[33]此误并非无人觉察，周广业于其笔记《过夏杂录》中即予明确指出，且广集专咏灯花之诗词文赋，可谓第一篇有发覆之功的考证文字：
广案：《汉志》无此，惟《新唐书·艺文志》、郑夹（际）[漈]《通志·艺文略》有唐李淳风《占灯经》一卷。《西京杂记》载陆贾曰：‘灯花得钱财。’故庾信《对烛赋》云：‘本知雪光能映纸，复讶灯花会得财。’其百事喜则唯蜘蛛集为然。杜少陵诗：‘灯花何太喜！’是灯花亦主喜事也。每客夜更深，寒檠相对，忽尔繁花吐艳，珠缀星联，虽未必果有喜事，亦足破寂消愁。尝愧无佳句答之，阅宋元人诗有专咏灯花者，辄录于此。[34]
周广业诚为乾嘉考据学人中独具慧眼者，如其所揭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占灯经》一卷”[35]，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于五行类杂占目下[36]。《郡斋读书志》卷一四《五行类》：“《占灯法》一卷。右唐李淳风撰[37]。《崇文目》亦有之。《观灯法》一卷，右唐李淳风撰。”《占灯经》《占灯法》《观灯法》，宋以后书志罕见著录，其亡佚之时约在南宋。三书或皆同书异名，因无佚文可资比勘，疑不能定。
占灯法究竟如何，载籍语焉不详，今钩沉类书、道经相关史料，与诗文互证，以廓清其占察之数理，古今之流变。《事林广记》续集卷一二引《占灯花经》云：
灯乃一家照鉴之主，开花结蕊，吐焰喷光，可知人事之吉凶，可占天时之晴雨，仔细观翫，皆有验事。凡灯有花，任其自然开谢，不可剪弃吹灭，如此则反能为灾。灯三吹不灭，更不可再吹，切宜戒之。[38]
《事林广记》题南宋陈元靓撰，现存元、明刻本及日本刻本多种，均经增广和删改。[39]但此条即非原本之旧，亦不会晚于刊刻年代。是书径名为《占灯花经》，表明主要以灯花为占，涵盖征兆较窄，已非唐代旧法，或可视为宋以后新发展。上节文字当为序文，总叙以灯为占之理据及占验之征兆、事项、禁忌。其下占辞可见技术细节，具引如下：
灯有花至一更不灭，来日主有喜庆。至天明不灭不落，喜事五日不绝。○灯开花向卯上，必于大人处得书。若七夜如此，君子则加官进禄，常人啇贾则倍有利宜。○灯三吹不灭，却便结花，主来日有喜事，但存之即获大吉。○灯熖忽分作两炬，主有天恩、印绶、迁官、吉庆，富人即有大官委令及贵人引援。○灯花生珠下垂者，主有远行。○灯于中心结花如菉豆，四面无花，主有酒食，孕则生贵子。○灯花向上圆大者，主明日有客至。○灯无故自灭，主有丧服。○才点灯，灯内连连爆出火星不止者，主有口舌。○灯熖短而昏昏无光彩，主有忧烦。○若旱多时，忽灯熖红花短小而频频点滴者，则三日内有雨。○若天阴日久，忽灯结红花，光彩明莹者，来日晴。○灯若黑烟上起红熖，下垂昏者，主来日雨。○灯若无烟但红熖左右摆拽不定，主来日有大风。○灯熖向东指，来日有东风。○灯西指有西风，南指有南风，北指有北风。○灯红熖短昏频垂点不止，主来日有雨。若夜夜如此，必见连阴。○灯若见红熖光而长明不动摇者，则必晴明。○灯若有黑烟微动，光色不摇者，则天晴有风。[40]
元代实用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不题撰者姓氏[41]，分甲至癸十集，内容芜杂，郑振铎称之为“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42]。其中丙集为“仕宦”，但主要篇幅却是占卜，所引《占灯花经》与《事林广记》悉同[43]。可见宋明之际流布的主要就是这两节文字，其源当出于唐宋时期某一类书。占察的征兆主要是灯花、灯焰的形状，指向的方位，出现或持续的时间。徵验事类则可分为人事吉凶和风雨阴晴两大类，人事有占三五日内的行事吉凶，亦有笼统言之的官禄运势。占辞的术语体系、占察事项大多承袭唐代各类杂占、禄命书，其渊源关系条分缕析如下：
“加官进禄”，S.5614b《摩醯首罗卜》：“三三三：此名五道大神局。所求皆合，远行通达，消息自至。若也修福，加官进禄，婚姻嫁娶，所作皆成，大吉。”P. 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行年至太阳神，此星也，五岁、十四、廿三、卅二、四十一、五十、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八十六、九十五。其星日周回一千五百里，每日照遍天下。临人命，加官进禄，有喜事重重；当约贵人引接，此年吉。”
官禄与货利并举，如“君子则加官进禄，常人啇贾则倍有利宜”，富贵援引，如“富人即有大官委令及贵人引援。”则见于P.3803a《九天玄女決（一）》：“此老君之卦，吉兆也。瑞应必至，官禄自来，求官得获，经纪得财，行人即至，病者无哀，所求並吉，求官职遂见大官，喜吉。”
“天恩”、“印绶”为宋以后四柱立命术常见八字神煞，其渊源已可追溯至唐宋具注历，如敦煌P.2765b《唐大和八年甲寅岁具注历日附录》：“岁德、月德、时德、天恩、母仓、天赦，春亥子，夏寅卯，秋辰戌丑未，冬申酉，四季月巳午、甲子、壬午、戊寅、戊申、己巳，已上日依天道看五姓相生，行用吉，相克者凶。”亦为占梦常见事项，如S.2222+P.3281Vd+ P.3685V《周公解梦书》：“梦见鹿并菟（兔），得印绶，吉。”
迁官、吉庆之事则多见于五兆卜法，如P.3452+S8574《五兆要決略（四）》：“官木，官鬼被扶，王，即迁官益□（职）。”P.2614a+北大D241 +散677+ Дх10720《五兆要决略（二）》：“兆与青龙并，主吉庆、婚姻、喜乐、迁官、行动之事。”
“主有远行”、“有客至”，P.2621Vf《占耳鸣耳热心惊面热目瞤等法》：“申時耳鸣，左有客来，右远行应死。耳热，左乐，右不吉。手掌养（痒），有财、家事。面热，有人问在不在之事。心动，有喜极之事，女思子之事。足养（痒），有远行之事。目润（瞤），左远行，上得财；右有客來，下众人爱。”
“孕则生贵子”常见于敦煌宅经、五兆卜法、梦书、相书。
“主有酒食”见于《乌占临决（二）》：“哺时”“得酒食喜事。”Дх.01064+Дх.01699+Дх.01700+Дх.01701+Дх.01702+Дх.01703+Дх.01704b《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酉日洗头，令人得酒食。”
“主有丧服”，《协纪辨方书·义例一》引《人元秘枢经》：“白虎者，岁中凶神也。常居岁后四辰。所居之地，犯之，主有丧服之灾。切宜慎之。”
“主有口舌”见于Дх.02800+Дх.03183+S.5772《推人行年禄命法（一）》。P.2873《安彦存易占》：“二爻发动，主有口舌及灶君为害。”都是用传统的六十甲子、五行、八卦来算吉凶。[44]
“主有忧烦”，Дх.05191+Дх.10786+Дх.04960 +Дх.01295+Дх.02976《六十甲子历（二）》：“□□见大官，有忧。”
占风雨阴晴基本上都是正向类比法，以灯花、灯焰的形态、方向，直接对应于相应气象。此类运用在唐宋时代相当广泛，并形诸于诗文中。如中唐著名诗人方干《寒食宿先天寺无可上人房》：“幡北灯花动，城西雪霰来。”[45]《占灯花经》云：“若天阴日久，忽灯结红花，光彩明莹者，来日晴。”宋末韩元吉《入冬苦雨祷晴幸应刘若讷惠诗为贺因次其韵》：“灯花作喜夜来占，楼角初晴月似镰。便说市亭新酒美，好风寒日舞青帘。”[46]
综上可知：
一、《占灯花经》虽较为晚出，在名词术语和占验事类上却与唐宋时期的占辞具有同源性，显示在知识与技术构造承袭了唐代旧绪。
二、占灯法与占耳鸣目瞤等体兆杂占在技术体系上的确具有亲缘关系，共享一套观念和话语系统，表明占灯法的基本性格近于杂占一系。故古之学者以为《汉书·艺文志》即已著录之误，在学理上可得相当理解。
三、《占灯花经》中的易占、数占、禄命等因子的存在，昭示了占灯法在理论基础和占验实践上的“包容性”。
四、灯仪与占灯的道术化
元代以后，占灯法进入道教，成为依托于道教灯仪的法术。道教系占灯法材料集中见于大型道法汇编《道法会元》。此书大约编纂于元末明初，收宋元时期各派道法一百五十余篇。[47]卷二四《清微灌斗五雷大法》“验证”：
本命灯如常宫分论。寿灯金生在巳，火生在寅，木生在亥，水土生申。如金命人武曲是，仿此。禄灯甲禄在寅，乙禄在卯，丙戌禄坐巳，丁巳禄居午，庚禄居申，辛禄到酉，壬禄到亥，癸禄居子。如甲生人禄存是也。驿马灯寅午戌，马居申；申子辰，马居寅；巳酉丑，马在亥；亥卯未，马在巳。如寅生人廉贞是，余仿此。常占看本命，看辅星。灯红润，主行年吉。再看月将。论月分祸福。灯焰红润而明，有喜。结花毬吉。花落、凶。色黄白，主有病。[48]
本命灯与寿灯，当出自北斗本命延寿灯仪，此处被收入清微派的五雷法中。其法大致是以本命所生五行所属对应于地支方位，看本命所属之星，燃灯洗涤身宫罪过，延寿祈福。禄灯、驿马灯也是看生辰干支所属之星。确定所占之灯后，以本命为主，兼看辅星。占验之法则较为简单，灯焰红润光明、结花为吉，青黑黯淡、花落为凶。此法虽然附着于灯仪之后，作为灯仪结束的验灯仪式，与灯仪本身关联却不大，实为受西方星命术影响的本土本命信仰，糅合紫微星命、道教金箓斋仪、占灯法而成的一种杂占术。
以上是“常占”的总体原则，主要是占行年，事项占若“求名利”，“占产”、“占家宅”、“占讼”、“占六甲”（怀胎生子吉凶），大致仿此，而以占病需看灯的种类、状态最为丰富：
看本命灯、寿灯、禄灯、马灯、月分灯、医药灯。若焰青，有邪病未退，有祟。焰宽，安运。红润，大吉。结花毬，吉。花坠，不吉。灯灭，凶。落泪，凶。焰短，病迟延。黑白，主死色。并黯淡而黄，主瘟。飞蛾扑灭寿命灯，凶。如蛾死灯不死，邪病退灭。灯结花实大爆，主火，凶。命灯好，寿灯不好，病暂安，寿动短。命灯萎，寿灯红，金光而焰长明，虽有疾害，于寿无伤。[49]
除了灯焰、灯花的形状、光色外，尚有飞蛾扑灯，并区分为蛾不死灯灭和蛾死灯不灭两种情形，不可谓不细致。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十余件发病书，系以年月日时各类时间段下得病者的病状、病因、治疗、禁忌等情况进行占卜的文本。[50]发病书中未见以灯为占察之法者，可见虽然所占事项均为得病之吉凶，在技术上却属于不同的系统。
另有一套较多涉及鬼神为祟的道教系占灯法，见于《道法会元》卷三一《玄枢玉诀秘旨》，为便于分析，谨移录其文如下：
黑暗昧。主公事晦气。白。人事丧车。青。冤祟鬼。黄犯煞，病证迁延。红。七日内安。如血红。不好。灯下黑炁往来。有冤魂。黑白二炁。家先为祸。白炁笼花。病亡。发灯时灭，或灯盏落地。病十日亡。灯暗花球。晦气。灯中一焰直上不动者。元辰稳，有寿。动。病则迁延。结花球落地。三日即亡。花球平静。病安寿永。焰红润小通明者。吉。……白。有孝服、刀兵，西方之鬼。黑。主家先，司命、水泉、北方之鬼，凶。黄。主有疫疾，或犯土及土地。赤。主血光、狱事，带血孕妇死鬼，南方火鬼。青。主有邪祟、痨瘵，伏尸、东方木下之类。焰大赤。凶。灯爆响。主火灾，或烧屋。三彗。有火灾。吐泪者。大凶。焰黑短小，暗色不明。主大凶。焰青短者。凶。爆死。主咒诅。花在上。主有喜事。花在下。主有财。诸灯动者。主星辰临照。光明。大吉。红紫色光。吉。散光。吉。焰长，有五色俱备者。主大吉祥。朝奏登坛雷声动。主坟有犯。香爆响。主有天曹愿信未还。请圣，一应言词失脱不来。亦主天曹有愿信未还。犬吠。主有不祥，有落水鬼。犬相咬。主有官事狱讼。孝子和尚来。主不吉。大抵以灯红润而有花通明者，吉。无风自动。有灾。暗。迟滞。焰长即灭。主凶。[51]
此一占灯法中不仅明示征兆吉凶，且列出作祟的神鬼，其总体原则为五行、五方、五色的对应关系。白色五行为金，方位为西方，故所主灾祸为与白色关联的孝服，属金的刀兵，而作祟者为西方之鬼。余以此类推。
上述观念渊源或可追溯至先秦，而真正成型实导于唐宋时期的发病书。例如灯焰黑，主家中先人有殃，为祟的是司命、水泉、北方之鬼。司命是掌管人的死生寿矢，也是《礼记·祭法》所云“王为群姓立七祀”之一[52]。至魏晋已形成灶神将上天向司命汇报人的罪状，司命根据罪过大小夺减人的寿命的观念。葛洪《抱朴子》卷六《微旨》中对此有清晰的表述：“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是以每到庚申之日，概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53]唐宋时期，司命仍执掌检算大权，凡犯神煞，如冒犯灶神或治灶非时者均由司命检算上计而死。P.3028《推死丧法》：“立星死者，犯井灶而亡，太阴煞之，司命检算尽，正月上计死。”同时司命开始以作祟的神鬼面目而出现，P.2856《发病书》“推得病日法”：“亥日病者不死。亥者征明，南斗之神，主知生死。头痛、手足项疼，心腹闷热，从外得之，祟在北君、司命、社公。久许不赛，作灶非日，宅神不安。”因而S.5589《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中祈请的神鬼名单中，与“阎摩罗王、察命司录、太山府主、五道大神、善恶童子、善恶鉴察巡使、行道大王”并列的，就有“吸人声去，司命主央（殃）”。五雷法的兴起与传播，元末浙江东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的清微派实际创始人黄舜申的弟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微派的一些小仪式比较关注门、户、井、灶等家内神祇的安抚[54]，占灯法中对于作祟神鬼的解析也体现了这一特色。
水泉、北方之鬼缘黑色五行属水，方位为北方，不必细论。值得注意的是水泉在S.2498a《观世音菩萨符印一卷》中以护法神的面目出现：“谨请虚空神、地神、山林神、泉神皆悉为作拥护。”但S.3427《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所列鬼怪精灵有深泉溺死鬼和泉源行非水族。因此占灯法中的作祟的“水泉”当泛指与水相关的神怪。
此外，《本草纲目》中还提及用灯花治夜啼，亦取其为灵物之义，表明灯花不仅用于占卜，而且因其为占卜之灵物获得辟邪特性，用以解除因魂魄盗扰，心神不宁而致的小儿夜啼，数术与方技在理论、观念和技术上于此实现了统一。
五、方术的世界图景
占灯法的雪泥鸿爪还存在于非汉文占卜文书中。同为吐鲁番出土的唯一一件附有插图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残片M556，最早由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与芮柯（Christiane Reck）共同刊布[55]，新近胡晓丹博士做了新的转写、翻译和考证，认为写本形制上的种种特点与现存的摩尼教西式书本不符，却暗合于东方传统。摩尼文鲜明地标志了M556摩尼教的宗教属性，而M556上的后三个预兆体现出较强的“民间性”，暗示摩尼教团主动在吐鲁番民间的信仰实践中进行渗透。这件占卜书反映出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对东方法术传统的学习和吸收。[56]
上述观点极具启发性，但关于图文关系，胡晓丹从装帧形式、页面布局、字体风格做了迂回的论证，对于图像本身未作讨论，得出的结论较为模糊：“M556的图像阅读方向与文本阅读方向呈直角，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图文组合方式是‘左图右文’或‘上文下图’。但在图与文紧密联系、互为说明这一点上，M556 与《白泽精怪图》《气象占》毫无二致。”其实这就是一个占卜预兆的表格，图像与文字是一一对应的，所谓图像阅读方向与文本阅读方向呈直角，是因为摩尼文是自左向右横向书写，而图像的构图是纵向的缘故。这种表格形式的占卜书，我们在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也常可见到，例如Pt.1045《鸟鸣占》，是以横向九个方位，纵向十个不同时间段，乌鸦叫声所代表的不同含义的占卜表格[57]。今根据胡晓丹译文结合图像描述、与预兆可以互为参照的文本，作成表格如下：
图像 | 预兆 | 参照文献 |
几近全残，仅存左上角红色边框 | （前缺）［第九个预兆］［ ］在国内或者在房子里［ ］。 | |
右上角一轮弯月，代表月蚀，日和天龙仅存残笔。 | 第十个预兆是：地动，或日和月被天龙缠绕。 | 《宿曜经》“辰星值日”：若此日日月蚀并地动，岁多饥俭；[58] 《廿八宿日占日月蚀、地动法》：若毕宿日日月蚀，则至那国人多遭疫疠及诸热病。若地动，妇人灾厄，人多嗽病；[59] 《七曜历日》“嘀日”： 若五月五日遇此日，其多江河泛溢，百物薄（不）熟，冬加寒冷，如日月被蚀及地动。[60] |
一着圆领袍、长靿靴的男子双手拎着一领污损的衣服。 | 第十一个预兆是：当一件丝绸的长袍变脏。 | 《天地瑞祥志》卷一七“衣服”： 人衣忽臭，贼且来，勿服。[61] |
一体型较小、短喙、短尾的鸟，停在门上方的平顶上，一体型较大、长喙、长尾的鸟，停在窗框上。 | 第十二个预兆是：当外来的平原的鸟或者海鸟在面前栖息。 | 《地镜》：客雀从他所来，岁中谷贵，民移徙。[62] 《易杂占》：离化为震，家当有飞鸟入家鸣，忧父母，冢壕动；[63] 《白泽精怪图》：雌雉无故入家者，名曰神行，家必有暴死者，急去勿留居舍中。[64] |
一灯轮，中心为一盏豆形主灯，左右各连一盏曲柄辅灯，火焰闪烁。 | 第十三个预兆是：当一盏灯无缘无故地熄灭。 | 《占灯花经》：灯无故自灭，主有丧服。[65] |
几近全残，仅存右上角红色边框。 | ［第十四］个预兆是（后缺） |
或许是由于文书残缺之故，M556只是汇集各种预兆，而没有吉凶徵应，也不涉及占法。其中占灯预兆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文本和图像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前文关于Ch 1634中的占灯法的文本复原和使用灯轮进行占卜的推测正确无误，同时表明唐代吐鲁番摩尼教团中流布传习的也是这种占验方式。尽管并非以真正意义上的占灯法的面目出现，只是呈现为整合进预兆集成的形态，上表将预兆条文与《地镜》《天地瑞祥志》《宿曜经》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白泽精怪图》《廿八宿日占日月蚀、地动法》《易杂占》等天文星占、怪异五行、风角鸟情占候等关涉文本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66]，表明M556在知识系谱上承袭了杂占的基本性格，预兆的选择原则和文本的编集方式与这一“学与术”的底色是完全契合的。
由此反观Ch 1634，结合写本学分析，我们对于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推测，抄写者很有可能是一位对汉文杂占很有兴趣，或出于宗教职业需要而学习，却仍然保留了粟特文书写习惯的不甚谙熟汉文书写的摩尼教团成员。
图 3：吐鲁番出土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
如前所述，Ch 1634写本一直未受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之前学者一直习以为常地自右向左读而难以索解。之所以丝毫没有觉察不妥，是因为西域出土汉文写本自左向右读的例子实属罕见。吐鲁番汉文写本中唯有此件，而五万余号敦煌文献中仅有10余件自左向右竖行直书的写本，且多为特定类型实用文书，如契约或社司转帖。[67]由于年代大多属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被认为主要是受到藏文书写顺序的影响。[68]唯一的例外是近年成功缀合的《孟姜女变文》。[69]在敦煌多语言社会中，藏文直至归义军时期仍为汉人所使用，还可见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的使用现象。[70]但藏文仍是自左向右横写，自左向右竖写汉文更有可能受粟特文的直接影响。
印度河上游发现的粟特语岸壁铭文群，横书和竖书混在一起，可以推定粟特文大约在5世纪后半期，文字书写方向开始由自左向右横写改为竖写，与犍陀罗文明与粟特文明汇合的历史背景相合。[71]近年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汉文双语铭文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志（579）》[72]、《北周大象二年（580）游泥泥槃陁及其妻康纪姜墓志》[73]，粟特文和汉文首行均位于铭文中间，汉文自右向左竖写，粟特文自左向右竖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安优婆姨塔铭》，则是汉文末行与粟特文末行相接[74]。表明即使与汉文同时出现，粟特文仍保留自左向右竖写的格式[75]。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件粟特文书信，表明直至10世纪前半叶，粟特文仍保留了自左向右竖行书写的格式。因此粟特文从横写改为竖写，并非向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受汉文书写影响的结果，恰恰相反，粟特人在书写汉文时，反而有可能将竖写汉文的方向改为自左向右。《史君墓志》的汉文和粟特文铭文刻写均不规范，有推测书写者为入华第二代或第三代粟特移民，虽有一定的汉化程度和汉语书面表达能力，但并不善于写讲究韵文的墓志铭[76]。吐鲁番同样是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交汇融合的社会，Ch 1634写本的抄写者很有可能是粗通汉文的粟特后裔，受本民族语文书写习惯的影响，将此带入汉文书写方式的可能性。
再者，Ch 1634的字体非常奇怪，如“强”、“倍”、“宝”、“粟”、“麦”、“厅”、“财”、“法”、“真”等字特征尤为明显，绝非书法拙劣可以解释，而是有很多错误的字形、笔画，显然是不谙汉字者以己意率性而书或照着字形摹写不类所致。从点画形态看，似为硬笔书写。敦煌文献中有几件杂占残卷，如P.4732V+P.3402V《发病书》，据考证为吐蕃统治时期（781-848）硬笔书写。[77]从写本物质形态分析，结合内容在理论、概念、技术上和摩尼文占卜书、粟特文竖写书写方式、敦煌硬笔书写杂占文书性格上的关联性，我们有理由相信Ch 1634的抄写者是一位粟特裔摩尼教徒。
明代通俗占书集成《玉匣记》中有《占灯花法》，与《占灯花经》内容大同小异。蒙古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写本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蒙古卫拉特文刻本，表明《占灯花法》曾在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广泛传播。文本分析显示曾经有一个更完整的汉文本被翻译成藏文，蒙古语译本则是根据与《玉匣记》接近或相同的汉文本制作的。无论是藏语译本还是蒙语译本，都将占卜文字简化，以便于读者理解。[78]
占灯所用灯盏是否有特殊形制，中国文献中未见任何记载。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在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儒学者和汉诗人菅茶山的诗集中发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黄叶夕阳村舍诗附录》“康定爵”：
戊午之冬，余还乡，取路冈山府，信宿斋藤文贯氏。文贯出一古爵盛酒，爵盖铜造，古色欝然。举而观之，腹有识文康定二字，字大寸许，乱草如惊蛇。余曰：“康定是宋仁宗年号，距今八百年所，吾子何以获之？”文贯笑曰：“五年前游讃州，过丸龟市，见之骨董店。我为不知，问是何物，店翁答曰，占灯盏。问其价，答曰，五百文。遂买载归也。”[79]
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制作的铜灯被带到日本，江户时代辗转流落在日本西南部丸龟市的古董店，被斋藤文贯发现购下，用作酒爵。古董店老板明确称之为占灯盏，当非虚语，因江户时代占灯已不为人所知，没有必要以其他铜器冒称灯盏以昂其值。据此可知，宋代有专门制造用于占灯的铜灯盏，形制有类于爵，腹底铭文字大寸许，表明尺寸不小。此灯盏或专门用于占灯花的专业器物，而非灯轮上的一盏。宋代海外贸易发达，从主要贸易港明州到日本的博多，顺利时全程只需七天。[80]宋代占灯之风亦颇盛，此铜灯盖由海上商舶输入日本。
传入日本的既然有占灯专用灯盏，就必定有相应的占卜书。日本阴阳道文献《吉日考秘传》中有“百怪吉凶第六十七”一目，收有“占灯花法”，内容与《事林广记》所收大同小异，仅占辞顺序略有不同。[81]《吉日考秘传》为出身于阴阳道世家的贺茂在盛修撰，成书于长禄二年（1458），文本来源当为平安末期至镰仓时期据中国阴阳五行、谶纬、道教而滋繁的前代阴阳书。值得注意的是，《吉日考秘传》将“占灯花法”置于“百怪吉凶”目下，同目收录“釜鸣日”、“占眼瞤法”、“占喷嚏法”、“占鸦鸣法”等。相似的内容，《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则是置于《百怪断经》书下。类同的纲目体式，显示《吉日考秘传》所依据的阴阳书很有可能本于宋人俞诲《百怪断经》之类占书。从敦煌所出《百怪图》断片看，大体包括占犬怪、音声怪、鬼呼人、狐鸣、釜鸣等，基本性质是物怪占和厌怪之法。占灯术虽以物为占，在占卜知识分野和技术体系上却并不属于物怪占，本与“百怪”无涉[82]。盖因“占灯花法”与占目瞤、喷嚏等体兆占及釜鸣、鸦鸣、犬鼠等物怪占等被视为同类性质的杂占而归入“百怪”类目之下，或许反映了宋人对于上述诸类占卜性格的认识，并由此影响到日本阴阳道文献的知识构成。
直至江户、明治时期刊行的民间实用类书，如《人事秘决 灯花占》《万民重宝永历大杂书大成》之类，都会收录“灯花占候”，通常是《事林广记》所收《占灯花经》的和译本或节译本[83]。在《萬民有益 活用秘事大全》中列在“易之部”，表明源自中国的占灯法依托于周易的易杂占性格依然为日本所承袭。[84]
占灯法在非汉族群和海外的流布及其信仰实态的解明，为重绘方术的世界图景提供了新的“色相”，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数术在西域多元文化中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理解和把握跨文化的方术实践的历史情态，对于重建长时段、多维度的方术世界史，追寻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交汇融合的社会情境中，方术知识的共生、互动与再创新的史迹，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并为从文明在互动中演进的角度探求民生宗教的特性提供了新的取径。[85]
The Original and Development of Lamp Divination:
A Study on the Turfan Document Ch 1634 Kept at the Berlin Collection
Yu Xin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gmented document Ch 1634 unearthed in Turfan kept at the Berlin collection, the author analysis the textual structure and specific techniques of "the method of lamp divination for auspicious and inauspicious”, restored and verified the lamp divin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has been obscured in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It is a kind of “Zhouyi-miscellaneous divination” that combines the divination of number, miscellaneous,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prediction of a person’s fate and luck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corresponding lamp on the rotating lamp wheel. The efficacies of the divin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belief in Medicine Buddha, and the rituals and instruments borrowed from the Buddhist lamp wheel.
The analysis of manuscripts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omen of the lamp in the Manichaean divination document M556 written in middle Persian revealed that the copier of Ch 1634 were probably Sogdian Manichaean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method of lamp divinatio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bserving of flames and snuffs to divine the weather or good or ill luck of conduct.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t entered the Taoist lamp ceremony and became a Taoist art, which was widely spread in Tibet, Mongolia, Kalmykia and Japan.
The rediscovery of lamp divination not only helps to reconstruct the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numerology, but also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nd belief.
Keywords:
lamp divination, Turfan documents, Zhouyi-miscellaneous divination, global history of numerology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7 期，第90-105页。此系作者原稿校订本。
注释：
[1] 关于丝绸之路上的传统知识与方术实践的整体阐述，参见Yu Xin, Savoir traditionnel et pratiques magique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 Demoplolis, 2018, pp. 7-103.
[2] Tsuneki Nishiwaki, Chinesische und Manjuri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3,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1, p. 95, Tafel 18.
[3] 未刊稿，其中部分定名及考证意见，已为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吸收引用。
[4] 余欣《中國古代占風術研究——以柏林藏吐魯番文獻Ch.3316爲中心》，高田時雄主編《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第87-114頁。
[5] 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02-204页。
[6] 文中所引敦煌文献，凡参考前贤录文者，均以IDP、Gallica或各敦煌文献图录校正，有不同处，不一一出校说明；凡未标注出处者，则为笔者据原卷录文。
[7] 关长龙《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1370页。
[8] 陈峻志提出包括“太阴”在内的太岁数术体系北魏时初具规模，确立于盛唐时期。参看陈峻志《从敦煌具注历日到寺庙安太岁--太岁以下诸神体系的起源与演变趋势》，《兴大中文学报》第 36 期，2014年，第65-70页。
[9] 余欣《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史林》2011年第5期，第70-78页。
[10] 《药师如来本愿经》：“救脱菩萨言：‘大德阿难！若有患人欲脱重病，当为此人七日七夜受八分斋，当以饮食，及种种众具，随力所办，供养比丘僧，昼夜六时，礼拜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四十九遍读诵此经，然四十九灯，应造七躯彼如来像，一一像前各置七灯，一一灯量大如车轮，或复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当造五色彩幡长四十九尺。’”《大正藏》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 404页。
[11] 沙武田《一幅珍贵的唐长安夜间乐舞图--以药师经变乐舞图中灯为中心的解读》，《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第38页。
[12] 此类结构的灯轮还见于莫高窟第417窟窟顶后部药师经变（隋代）、莫高窟第159窟北壁药师经变（晚唐）、莫高窟第146窟北壁药师经变（五代）。
[13] 黄徵、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414页。“兰炷”以下内容残缺，《愿文集》据S.1441《燃灯文》中的同句补入四字。从之。
[14] 系年据孙修身《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年代考》，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15页。
[15] 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4页。
[16] 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正月》，《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70页。
[17]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546页。
[18]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667页。
[19] 张鷟《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
[20] 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35页。
[21] 《李朋墓志》，首题“唐故正议大夫守河南尹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武阳李公墓志铭并序”，懿宗咸通六年(865)十月二十二日。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图版四五〇，录文，第969-970页。
[22] 馬克（Marc Kalinowski）《敦煌數占小考》，山田慶兒、田中淡主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年，第131-156頁。
[23] Marc Kalinowski, e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une 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pp.213-300.
[24] 余欣《物怪易占：阚氏高昌王国的卜筮与经学》，《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修订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4-114页。
[25] 余欣《神道人心》，第258-277页。
[26]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词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2256页。
[27] 在原理、方法和工具上，占卜与游戏、游戏与赌博都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参看增川宏一《賭博》I，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103-164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20-38页。
[28] 《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64页。《新语校注》将其作为佚文收入（陆贾原著、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0-181页），实出自唐人小说，可视为唐代习俗的记录。
[29] 韦縠《才调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03页。
[30] 阴法鲁《要学习一些文化史知识》，《文史知识》1981年第4期，第56页。
[31] 沈曾植著，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72页。
[32] 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422页。
[33] 翟灝《通俗编》卷三八《识余》，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905页。
[34] 周广业著，祝鸿熹、王国珍点校《周广业笔记四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册，第197页。点校本“《通志·艺文略》有”处句断，误。
[35]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557页。
[36]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82页。
[37]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630 页。
[38] 《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至顺年间（1330-1333）西园精舍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续集，叶一二正。
[39] 参看胡道静所撰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前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附录。
[40] 《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续集，叶一二正-背。
[41] 四库馆臣考“其为元人书无疑”。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3页。
[42] 郑振铎《西谛书话》（第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00页。
[43]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6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
[44]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45]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7459页。
[46]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697页。
[47] 任继愈主编、钟肇鹏副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61-962页。
[48] 《正统道藏》第28册，第818页，上栏-中栏。
[49] 《正统道藏》第28册，第818页，中栏。
[50] 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藏文发病书及于阗出土《逐日身体不适推吉凶法》、明清以后民间文书《张天师发病书》的系统整理释录和比较研究，参看陈于柱《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51] 《正统道藏》第28册，第856页。自“犬吠”至“孝子和尚来。主不吉”，似非占灯法内容，且行款上恰为一行，疑为下文“占物声吉凶法”澜入。
[52]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90页，上栏。
[53] 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页。
[54]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106.
[55] C. Reck &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1997, pp. 7-23.
[56] 胡晓丹《摩尼教占卜书中的东方传统：吐鲁番中古波斯语写本M556再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第57卷第1期，2020年，第130-137页。
[57] Berthold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ouang Pao 15, 1914, pp. 1-166. reprinted in Sino-Tibetan Studies: Selected Papers on the Art, Folklore,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Prehistory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Tibet, collec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New Delhi: Rakesh Goel for Aditya Prakashan, vol. II, 1987, pp. 354-463 ; Carole Morgan, “La divination d’après les croassements des corbeaux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pp. 55-76 ; 陈楠《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P.T.1045号、P.3988号与 P.3479号文书解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5-349 页。
[58]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398-399页。
[59] 吐鲁番出土文书331甲、乙+Ch 1830rv，藤枝晃編著《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釈録》，京都：法藏館，2005年，第202-203頁；
[60] 法藏敦煌文献P.2683《七曜历日》，余欣《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5-78页。
[61] 萨守真《天地瑞祥志》，东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藏贞享三年（1686）抄本。
[62] 《开元占经》卷一一六“雀巢木及穴地，雀不见及客雀来”条引《地镜》，四库全书本。
[63] 吐鲁番洋海出土文献97TSYM1:13-3a、97TSYM1:13-3b、97TSYM1:13-3c、97TSYM1:13-4、97TSYM1:13-5《易杂占》，余欣《中古异相》，第87页。
[64] 法藏敦煌文献P.2682《白泽精怪图》，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37页。
[6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17页。
[66] 与“地镜”相关的文献有三种，其一是占候类文献，其二则是涉及博物学与精怪的文献，其三则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地理文献。占候类地镜是内容仅限于占地面灾害与怪异的怪异五行占书。参看佐佐木聪《从术数文献来看的写本文化与博物学》，“博物学与写本文化：知识–信仰传统的生成与构造学术硏讨会”报告，复旦大学，2015年6月19–22日；龔麗坤《敦煌占候類文書中的“鏡”類文獻》，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1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7年，第87-107頁。
[67] 杨森《从敦煌文献看中国古代从左向右的书写格式》，《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7-112页。
[68] 朱瑶《敦煌文献“右行”考述—兼与杨森先生商榷》，《民族研究》2011 年第4期，第85-91页。
[69] 根据背面的《孟姜女变相》图像提供的直接证据，可以确认正面《孟姜女变文》缀合顺序依次为Дх.11018、BD11731、P.5019，文字自左向右读。参看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文献》2010 年第 4 期，第 21-29 页；张涌泉《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和实践》，《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2 年第 2 期，第 3-10 页。
[70] Takata Tokio, “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78, “T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2000, pp.1-15.
[71] Yoshida, Yutaka, “When did Sogdians Begin to Write Vertically?”,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 33, 2013, pp.375–394.
[72] 孙福喜《西安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考释》，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25页；吉田豊《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6-42页；吉田豊《西安出土北周〈史君墓誌〉ソグド語部分訳注》，石見清裕編著《ソグド人墓誌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6 年，第80-61頁。
[73] Bi Bo, N. Sims-Williams and Yan Yan, “Another Sogdian-Chinese Bilingual Epitaph”,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80. 2, 2017, pp. 305-318; 阎焰《游泥泥槃陁及其妻康纪姜的汉文及粟特文墓志———粟特商客在相州（邺）的遗存》，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3辑，2018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3-110页；Bi Bo, “The New Bilingual Sogdian and Chinese Epitaph from Yeh and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Ch’i Dynasty, Acta Asiatica 119, 2020, pp.67-89.
[74] 李浩《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文献》2020年第3期，第151-166页；毕波、辛维廉《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文献》2020年第3期，第167-179页；Bi 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Epitaph of a Buddhist Lady: A Newly Discovered Chinese-Sogdian Bilingual,”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0. 4, 2020, pp. 803-820.
[75] 年代及书写格式考证，参看吉田丰《粟特文考释》，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6、15-16页。
[76] 杨军凯《北周史君墓双语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2013 年第8期，第49-50页。
[77] 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陈于柱《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第35-36页。
[78] Бембя Леонидович Митруев, “Гадание по нагару лампады”, Oriental Studies 13.6, 2020, pp.1641-1651.
[79] 菅茶山《黄叶夕阳村舍诗》，文化壬申岁（1812）刊本，叶一一。
[80]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81] 中村璋八对《吉日考秘传》诸钞本及征引文献加以考证，并整理校录全文，颇便学界利用。“百怪吉凶”见中村璋八《日本陰陽道書の硏究》（增補版），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第467-470頁。
[82] 《百怪图》的最新研究，参看游自勇《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复旦学报》2013 年第6期，第78-88页；游自勇《敦煌写本〈百怪图〉续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153-162页。
[83] 田中長藏、和泉屋庄次郎《人事秘决 燈花占》，文政十一戊子（1828）孟春刊本；《萬民重寶 永暦大雑書大成》，明昇堂，明治三十五年（1902）刊本。
[84] 小石碌郎編《萬民有益 活用秘事大全》，正文堂，明治十九年（1886）刊本，葉三八正-葉四二正。
[85] 余欣《“书”“物”结合重绘丝路“世界图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2日，第5版。
（排版：阚萧阳）